第五章  再进学习组

    元旦一过，我又回到了学习队。转了一个圈儿回来，学习队的情况已经大变。
收容所的学习组本来一共三个，分别由曹建纯、石盘和顾绍雄当组长。他们三个
据说都是右派：石盘本是陆定一的秘书，教养前是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主任；顾
绍雄是商业部部长助理。学习组实际上并没有独立成队，附属于化工队，后来人
数渐多，才独立成队的。大约就是我进车间学习组那时候的事儿。我原来在七组，
七组原来的组长曹建纯因为“好男风”的恶习不改，又一次出了事儿：他在学习
组里，居然还对一个十几岁的小值班员发泄他的兽欲。也许他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才有意提拔这个眉清目秀的小男孩儿当值班员的。事发后看在他是老干部的份儿
上没有给他处分，但是他失去了回国家体委工作的机会，只能当一名留场就业人
员了。想起我珍爱的好书《约翰·克利斯朵夫》曾被这样一个老流氓看过，心里
又添了一份恶心。

    附设在七组的严管组早就被取消了，最后一批严管组员也去了那冰天雪地渺
无人烟的兴凯湖。在化工队经常听到说：某人因表现不好而打入严管组的消息，
其实这都是大小组长故意放的风，实际上多数人是直接分到别的工厂或农场去了，
还有少数人留在学习队听候分配。另外又成立了许多新的学习组，每组都有几十
号乃至上百号人不等。由于人数众多，废砖窑装不下，就在砖窑旁边的空地上支
起棉布帐篷作为栖息之地，称为一号篷、二号篷等等。还成立了轻病号组、重病
号组以及专门收留濒危病人的隔离室。我因为有外伤，被分到了轻病号组，住在
砖窑内。因为是病号，纪律方面要求不太严格，吃饭前后的空闲时间，互相聊几
句，值班员是不大管的。于是有一个病号就向我详细介绍了这个组的历史和现状。
他也是化工队下来的，但我原来并不认识他。关于曹建纯的事儿，就是他跟我说
的。此外，他还讲了现任病号组组长桂海源的一件故事。

    这个组原来有个吴仁宜，以前在德胜门外第二监狱也就是新都暖气机械厂翻
砂车间改造。他是个专门抬铁水包的棒小伙子，也不知道他有什么病。病号组每
天上下午各放一次风，出去到空地上坐着晒太阳捉虱子。有一次，这个吴仁宜无
论如何动员硬是不肯出去，组长桂海源也无可奈何，就派一个值班员看着他，自
己和其他值班员带着全组出去放风。

    放风的人刚走，原来坐在木板铺上的吴仁宜“蹭”地一下站了起来。看守他
的值班员吃了一惊，连忙喝问：“你要干什么？”吴仁宜一只手抄起一只大号粗
瓷碗，恶狠狠地说：“不许喊！喊就抠（kei ）你丫汀的！”他一面喊，一面用
另一只手取下挂在墙上的一条布口袋。口袋的主人是个哑巴，里面装着哑巴的命
根子──家里送来的二斤点心（当时的规定：轻病号可以收家属送来的少量食品）。
吴仁宜吃着点心，手里依旧托着那只大号粗瓷碗，两眼瞪着值班员，随时准备向
扑过来的值班员迎头砸去。值班员被他的凶相镇住了，不敢过去，就想转身逃出
去搬救兵。吴仁宜又喊：“不许动！动就打你丫汀的！”值班员动弹不得，只好
呆在原地看着吴仁宜像饿狼似的大口大口地吞吃点心。偏偏那天天气好，放风时
间也就长了些，等放风的大批人马回来走到门口，吴仁宜已经把两斤点心吃得差
不多了。走在前面的值班员和轻病号看见吴仁宜高举大瓷碗瞪着眼睛吃点心的凶
狠样子，一时都呆住了。桂海源闻讯赶来，从小平房里取出一条棉被挡在前面，
叫众人闪开，然后一个箭步冲上去。吴仁宜猝不及防，大瓷碗还未出手，桂海源
及棉被已经扑到，趁势把吴仁宜按倒，值班员们一拥而上，把这头饿狼揍了一顿，
送往队部。

    哑巴回屋，布口袋里的点心已经荡然无存。哑巴又说不出话，捶胸顿足地揪
着桂组长的衣服哇哇直哭，哭得叫人撕心裂肺，但也无可奈何了。后来我在伙房
窗口前见过吴仁宜，他一个人由值班员带着打饭。他把碗递进窗口，用柔和得像
儿童似的声音说：“打饭，多打点儿。”炊事员接过碗去，也像哄孩子似地说：
“好，好，多多地打。”

    桂组长办事倒很公平，每天伙房都给轻病号组发少量的机动窝头，他就轮流
发给病号们吃，我就吃过两次。他还处分了一个贪污窝头的值班员，撤了他的值
班职务。这个贪小便宜的人最后去了兴凯湖。发完窝头，最后总会在桶底剩下一
些窝头渣子，他就叫值班员把窝头渣子掏干净，揉碎后放到开水桶里，饭后在发
开水的时候用勺子搅几下，然后一人发一勺水。我基本上不喝水，这是五八年在
西郊农场监督劳动的时候锻炼出来的。那时候正是夏天，我们在农田里大干，农
场是从来不送水的，所以我已经养成了“耐渴”的习惯。但是这里有些人争水争
得厉害。有一次发开水，最后几个人没有得到，一个头上总是缠着旧毛巾的病号
就咕咕哝哝地说：“好、好，下次多给你一勺补上。”

    轻病号组的粮食定量和学习组一样，早上三个窝头，比牛眼稍大，和鸡蛋差
不多，是纯玉米面做的。中午四个，晚上三碗玉米面粥，也比“刷锅水”稠，一
般组员称之为“米汤”，其实并无米。据这里的老号估计，一个窝头有八钱粮食
（新秤），一碗粥有五钱粮食，算起来一个月有二十三斤，比化工队的二十五斤
低不了多少。但是不干活儿，也不上夜班挨冻，体力消耗较少。虽说肚子仍觉得
饿，其程度却比在生产组轻，晚上躺下还能睡着，但早上醒得很早，人人睁着眼
睛默默地等待早饭的到来。

    桂海源注意到我身上有伤，就叫值班员带我到医务室去看病。医生叫我把双
手伸出来，看见手背上起了一层黑皮，还带着伤疤，连手腕上也布满了伤疤，问
明情况后，叹息了一番，给我上药包扎。我又对他说脚背上也有伤，他吃了一惊，
叫我脱下鞋袜给他看。他看了后说：“关系不大。”也包扎上，然后量血压。我
仔细注视着血压计，见收缩压是80毫米汞柱，这和我入所时的舒张压倒很接近，
而舒张压没有看清，因为他似乎尽量挡住血压计不让我看。我想问他他也不会说
实话，就不再问了。我最关心的事，就是这些伤疤。每天听读报的时候，我用两
只手互相轻轻抚摸，又抚摸脚背和脚腕，我不想看它们又想看它们。好像母亲看
有病的婴儿，它们长在我身上不知吃了多少苦！我的抚摸，也算是一种安慰吧。

    黑皮逐渐脱落，可是伤疤愈合得很慢。桂海源组长发现了，就对我说：“你
可以写封信向家里要吃的，说你有外伤，让他们寄些食品来。”

    我听了真是感激涕零！轻病号组虽说准许家属送食品来，但不许向家里索要
食品，准我写这样的信，无疑是桂组长主动代我向队部请求的结果。能这样做，
真是太不容易了，这对我是多么大的恩惠！劳动教养分子来往的信件都要经过队
部严格检查，刚进来的新号也奉命不准乱说外面的情况，所以我对六○年全国人
民的困难情形并不太了解。虽说我根本就不相信“形势一派大好”、“农业战线
接连取得伟大胜利”之类的宣传，但我猜想社会上尤其是城市里的供应至少要比
这里面好些，粮食虽定量，总还能买些副食品之类。何况确实有许多家属把食品
寄来呢。于是我给父母写信要食品，但没有提起外伤，以免他们挂念。

    结果是我做了一件不可原谅的错事！后来我了解到住在号称“天府之国”的
四川的父母，当时在县城里每月才吃十九斤粮食，而且也是经过公共食堂克扣的。
我的信是何等地使他们为难，使他们伤透了心！后来父亲来信对这件事只提了一
句：“此间无物可寄。”队部要检查信件，当然不能详写，但就从这短短的六个
字里，可以想象到家庭的窘状，早已到了萧条四壁的程度。几个字写尽了这几年
的困难，写尽了父母的无限酸辛！

    “物质上的粮食越匮乏，精神上的粮食就应当越丰富。”忘记了这句话是谁
最先说出来的，但的确是一条“规律”。受这条规律支配，劳教所放电影的场次
逐渐多了起来。放映电影当然是在晚上。全体劳教人员集合在伙房前面的空地上
“接受教育”，没有特别的理由，是不准请假借故逃避改造的。影片是清一色的
国产战斗片，如《战上海》、《沙漠追杀记》等；外国战斗片，如《攻克柏林》
以及本国的《渡江侦察记》等等是不放映的。因为那里面有女演员，还有家庭、
爱情的场面，会不利于思想改造。也不演一般的阶级斗争片子，更不演《上饶集
中营》之类，免得有人站在反动立场上去模仿。所以只有国产战斗片最稳当，你
再反动，总不能组织起一支正规军和解放军作战吧。

    看电影对劳教人员来说是一件苦事。在北京，一月份的夜晚是一年中最冷的
日子，广场上寒风肆虐，人虽稠密，却感受不到一点儿热气。寒气从地下冒出来，
通过脚传遍了全身。我坐在地上，用一条旧毛毯裹住只穿棉毛裤和绒裤的双腿，
头尽可能低垂，脖子尽量缩进，恨不能缩进肚子里。偶尔四下张望，其他人差不
多也都是低头作认罪状，只有队长裹着长可及膝的棉大衣坐在椅子上专心看银幕
上那被风吹得不断变形的英雄形象，也不管下面的劳教分子接受了教育没有。等
电影放映完毕，我的双脚已冻得麻木不仁，一整夜也甭想暖和过来。

    手上黑皮全部退尽，伤疤也有所平复的时候，传来一件喜讯：延庆钢铁厂来
挑

    人了。组长介绍说：“延庆离北京不远，归北京市管辖，又是工业单位，每
个月吃五十二斤粮食，还有两斤肉。”说得我们这些连过元旦也没有吃上肉的劳
教人员们

    直咽口水。最后桂组长说：要在学习队挑二十个人，明天你们都要拿出点儿
精气神儿来，准能挑上！我心里暗暗活动开了，我能挑上吗？如果到了那里，吃
上五十二斤粮食，我的身体很快就会复原，那该多好！可是组长介绍的情况可靠
吗？是不是为了鼓励人们去而故意说得那么好，其实满不是那么回事儿呢？北苑
不也是个工业单位吗？可是又怎么样？当然，北苑化工厂不是正规的工业单位，
而是附设于教养收容所的，不能简单类比，但延庆至少没有酸碱腐蚀吧。想来想
去还是挑上的好。总不能在病号组呆上一辈子。这次挑不上，将来就得去农场，
农场无论如何好，也好不到哪里去。但我真能挑上吗？这么瘦弱，又带副眼镜，
怕没有多少希望吧？唉，也只好听天由命了。

    次日上午，轻病号组除老残外都在窑洞前面的空地上恭候，其他学习组也在
帐篷前排起了队伍。每个人都尽量把身体挺得笔直，显示出一副不怕冷的样子来。
队长和钢铁厂派来挑人的干部在各支队伍中来回走动着，谈论着，整个场面活像
古罗马奴隶市场的再现。一个中年干部来到我们这个组的前面。他挑人的标准很
低也很简单：让某人走出队列，蹲下去，站起来，再蹲下去，再站起来，能反复
做三次的人就算合格，另外站一行。但这么简单的事，有的人硬是做不到，头两
次还行，第三次蹲下去就站起不来了，还得由值班员把他扶起来。轮到我出列，
我有点儿慌张，定了定神，暗下决心：决定命运在此一举，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我集中体力和意志，顺利地通过了这奇特的考试。且慢，我还没来得及高兴，那
个中年干部立刻握住我的手腕，像老中医似的给我号了号脉搏，然后失望地挥了
挥手，示意我退回原来的行列。

    这该死的脉搏！可是我能控制自己的脉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