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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四


  林阿五当然也有倾向性:“朱老头,你认为怎么样,是不是觉得他们两个人的意见可以考虑?”

  朱益老头想了想:“许达伟的意见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你们两个人的意见也是对的,阿五的想法也是可以理解的。这样吧,现在我们谁也不要决定,让汪永富自己来决定。那小子如果答应今后不再兴风作浪,我们就遵照许达伟的意见执行,如果他还是不识相,那就休怪我们手下无情。走,各位跟我去当一趟红卫兵……”

  朱益老头当下就替我们每个人都分派了角色,还回去拿来了红袖章,要大家戴在右面的膀子上。别看这块三寸阔的红布条,那时候是革命的象征,是权力的象征,革命者戴上红袖章,可以打人、抓人;牛鬼蛇神要戴黑袖章,可以随意地被人欺凌,像德国的法西斯对待犹太人。

  我们几个人打扮停当,记住了自己的角色,便走出百丈街,踅回前远巷,再进石库门,到一号门里去和汪永富作斗争。

  到了石库门前,林阿五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情:“不行,我不能当造反派,我还是居委会的主任,是走资派,戴上红袖章要被汪永富看出破绽来的。”

  朱益想了想,这话也对,谁同意林阿五当造反派的?他说:“这样吧,你把红袖章脱掉,就说是被我们查出来的,你当年没有执行公安部门发来的文件,你要负责任,你要低头认罪。对不起你了,阿五,你又要被我们训一顿。”

  林阿五毫无意见,这事情反正是演戏,“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场戏,一场大悲剧、大闹剧,一场恶作剧。

  林阿五立刻摘掉了袖章,并且调整了队形。我走头一个,算是上级司令部派来的。汪永富不认识我,如果他还有些印象的话,我来的时候曾经在备弄里见到过他。张南奎曾经为我介绍过,说我是上级司令部来的人,是到苏州来养病的。由我扮演上级派来的人是很恰当的。张南奎也算是造反派,汪永富是知道的。朱益老头是老年战斗队的队长,他了解当年前远巷里的各种情况,包括汪永富是怎样被陶金根收留下来的。林阿五成了走资派了,他是被我们押来作证的,所以他必须走在后面的第二位,不能走在最后,走在最后的人容易溜,那不符合押人的规则。

  汪永富是住在一号门里。这一号门也是后人为了方便造出来的,它原来的名字叫“迎春”,有一方砖刻为证。名字虽然叫“迎春”,实际上却是要把春色关在门外面。一号门内没有楼房,因为若有夫人和小姐站在楼上,她们就可以看到围墙外面的一切,那就满园春色关不住了。所以一号门内只有一排边五章平房,外走廊。夫人、小姐、妯娌、阿姨都不愿去住,因而也就年久失修,破破烂烂。现在是林阿五家住了三间,少门缺窗,到处糊着报纸,钉着木板,不像个居委会主任的家,倒是像一家捡破烂的。

  东面落底的一间住着汪永富。汪永富西面的一间实在是太破了,无门无墙,连屋面上的椽子都露在外面,只好堆放煤球和引火的柴爿。

  汪永富当了司令之后,他的那间破房已经进行过一番修缮。他不像林阿五那么傻,仍住三间破烂房;他是一有点权势就要把自己的住所改善改善。历代如此,当了官儿就要修缮府第,汪永富这才开始,宏图大略还在后面。

  我们的敲门声惊醒了一对鸳鸯,汪永富和陶伶娣已经上了床。他们现在也无所顾忌了,如果从那年屋檐下的偷情算起,他们已经是老夫老妻,实足婚龄已有六年。只是往年的日子很不好过,双方都是可望而不可即。现在,汪永富称心满意了,他日日喜庆,夜夜春宵,沉浸在温柔乡里爬不起来了。他的革命已经成功,老婆有了,位置有了,房子也快有了,家具等等也不用愁,管理抄家物资的小兄弟已经对他拍过胸脯,给他一套红木家具,总共是五十件,只要他象征性地付五十块钱。汪永富和陶伶娣已经去看过那套红木家具,陶伶娣简直是看呆了,当年她那开绸布店的未婚夫家也算是个大财主,财主的家里也没有这么漂亮的红木家具。如果把这一套红木家具都摆得各得其所,那真的需要拿下许达伟住的那六间房子。

  汪永富已经不大去参加那些危险的游戏了,特别是夜间不肯出去,一是要和陶伶娣上床,二是害怕有仇人在暗中捅他一刀,打他一枪。革命已经成功,保命最最重要,革命的果实如果没有命享受的话,那还革它做啥?汪永富革命的目标是很明确的,就是要从众人之下爬到万人之上去。爬不到万人就爬千人,爬不到干人就爬百人,当个前远五金厂的厂长也可以,前面办厂,后面住家,陶伶娣到厂里来当个保管员,什么事都不做,照样拿薪水,小日子也可以过得有滋有味。

  猛地听到有人敲门,汪永富吃了一惊。他听得出,这种敲门的声音有些不对,太响,太急,不仅是有手敲,好像还有脚踢,来者不善!汪永富立即爬起来,一面穿衣服,一面关照陶伶娣:“快把衣裳穿好,躲到床后面,没有什么危险你再出来。”

  陶伶娣连忙穿衣服,吓得嗦嗦抖,短命的司令夫人也不是好当的,睡睡觉也会出危险。

  汪永富穿好衣服之后,就到枕头的下面摸出他的防身的武器,一把锋利的尖刀。他打开了所有的灯,手执尖刀,拉开大门,随即向后一退,弓步,猫腰,两眼闪着凶光,大声喝道:“你们是那一派的?”

  我在灯光下突然见到一个手执尖刀,人不像人,猫不像猫的凶神恶煞,倒也吃了一惊。因为我从年轻时起就害怕那种动手动脚,动刀动枪的斗争,那一年和史兆丰到阊门外去找女佣的时候,那流氓才捋起袖管,我就吓得魂不附体,直到爬上马车时腿肚子还在颤抖。不过,近些年来也有点进步了,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到处都在武斗,有的动手动脚,有的舞刀弄棍,有的动用了机枪大炮,谓之曰“文攻武卫”。文攻武卫实际上是只有武的没有文的。比如说我现在是文攻,汪永富不明来意,只有手执尖刀进行武卫;我一看大事不妙,文攻不行了,只有武卫,于是我们两人就只有交手,动手动脚,动刀动枪都可以。我认定了这一点之后,对打架就有所准备。说老实话,我从四川到苏州来时,在路上就和红卫兵一起和人家打了几架,成绩还是不错的。打架本来就是人类生存的本能,是满足各类欲望的原始手段,要教化它需要几千年,要恢复起来十分容易。我只是在途中偶尔打了几架,如今见到打架也就不太慌张,何况我们来的时候朱益老头就料到此种场面,教了我们应付的几手。

  我双目圆睁,右手一点,大喝一声:“放下你的武器,你这个恶霸地主的孝子贤孙,还想翻天?!”

  “汪永富一听到恶霸地主四个字首先就软了半截:“你……你……你是谁?”

  张南奎连忙在旁边介绍了:“他就是从上面,从核心局保密司令部来的。”张南奎临时发明了一个狗屁不通的机关名称。在这个世界上,越是狗屁不通,越是莫名其妙的词语,越是能把人吓得一愣一愣的。

  汪永富果然被镇住了:“我们好像在哪里见过的。”

  “说对了,我到许家大院来就注意到了你,现在我要问你一句:‘你是谁?’”

  “我……我是汪永富”

  “不对,你为什么要在王字旁边加上三点水?说,老实点!”我把声音提高了八度,吓得汪永富向后退了一退。

  “没……没有水。”汪永富语无伦次了。

  “还没有水?那个王山仁是谁?”

  “不知道。”汪永富回答得很干脆,这是性命攸关的。

  “不知道,你连你老子都不知道,你是从哪里出来的石猴?林阿五……”我转身喝叫林阿五。

  林阿五也装得像低头认罪的样子,弯着腰,双手垂在膝前:“是是……”

  “林阿五,你为什么要包庇王永富?1964年山东古泉乡就来文,要你查找王山仁的狗崽子王永富,你为什么扣押了文件不清查,让王永富成了漏网之鱼,还钻进了我们的革命队伍,你该当何罪?”

  林阿五又把腰弯得低点:“我该死,我有罪,我当时一时糊涂,深怕王永富被押回山东之后性命难保。我有活命哲学,我有温情主义。”林阿五也学会了许多新名词。那时候反对活命哲学,只要革命,不要活命,活命就是不革命。

  “好吧,现在给你一个革命的机会,你把山东发来的文件读给这位先生听听。”我叫汪永富先生,那时候的先生不是尊称,是对右派分子或地主、资产阶级的一种轻蔑。

  我有点得意忘形了,忘记了林阿五是不识几个大字的,这样的角色应该由张南奎来扮演。直到林阿五支支吾吾地读不下去,我才想起了这一点:“张南奎,你替我把它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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